我在城中村的楼下等外卖的时候，手机响了，屏幕上显示着弟弟的消息：“哥，635。”我满脸油烟，忙回复他说：“小子，这成绩足够你吹一辈子了。”过了许久，他才发来信息：“别再开玩笑了，我打算报广医，离家近。”当时我只以为他是担心妈妈一个人去医院会吃不消，没想到他最后说的“我怕来不及”，我竟然只是轻描淡写地接受了。可直到昨晚十点半，二叔打来电话，气喘吁吁，听上去像刚跑完马拉松：“阿盛，知远不行了，他直喊你。”我把头盔握得不稳，钥匙在门锁中掰弄了好几下。我的堂弟，年仅20岁，刚考取635分，心怀赴广州读临床医学的梦想，就如此突然而去，因糖尿病晚期离世。

林知远，在茂名的海边镇长大。二叔是一名铝合金门窗的修理工，二婶则经营肠粉，小家庭生活虽平淡，但却很踏实。然而，这个孩子从小就异常倔强——其他孩子在外追逐嬉戏，他却在店内认真量着铝材尺寸，二叔随口道：“三米二。”而他立刻就能报出余料的数字。我逗他：“小子，是要跟你爸继承这正经的门窗生意吗？”他却一本正经地回答：“门窗也是有角度的，算错了会漏风。”谁能想到，这个连门窗都计算得如此严谨的少年，十六岁那年却在身体上犯了大错——被诊断为一型糖尿病。此后，他的书包里多了血糖仪、试纸和胰岛素笔，肚子上布满了注射后留下的印记。年三十晚上，家人围坐在丰盛的年夜饭前，他只是夹了两片青菜就把筷子放下。我跟着他进了后屋，他撩起衣服，露出那一圈针眼，我的心一窒。他说：“哥，我不是怕疼，是怕别人看见我，就会想起我的病。”他更加害怕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“可怜人”。高二时，病情多次反复，眼睛模糊不清，腿肿得厉害，医生严肃道：“现在的问题不是你能不能考，而是你的身体能否支撑得住。”他回去告诉二叔，想休学一年。二叔顿时愣住，没想到这个平日里捧着书籍像捧命一样的孩子，竟然会有这样的决定。他平静地说：“我舍不得，但我必须压制病情。”休学期间，他依然每天在店后的小桌旁默默背单词，即便二叔偷偷收走了台灯，他也会第二天自己买个小灯。二叔气愤地说：“你这是要命啊！”他却坚定地回应：“爸，我想要的不只是分数，我想证明我不是一个只能躺在病历本上的人。”这句话深深刺痛了二叔的心，当晚二叔便把台灯放回了桌上，还煮了碗无糖绿豆水给他喝。

高考前一个月，他再度入院，手上留着留置针，课本则摆在床边。护士劝他休息，他笑着说道：“只要能看进去，我就看一点。”我陪着他削苹果，心情沉重。他说：“哥，我担心身体出了问题。”我劝他下次再来。他直视我的眼睛：“哥，我已经有过一次下次了。”高考那两天，二婶放下了摊子，背上一个装有药物、针剂、试纸、温水和葡萄糖粉的蓝色包，事无大小都备齐。其他家长在校门外欢声笑语，唯有她静静关注着儿子的一举一动。理综科目考完后，知远慢慢走出考场，把准考证递给二婶：“妈，您帮我保管好，别弄折了。”那晚，全家一起吃了云吞面，他吃了半碗就不再动筷子，却笑着说：“太开心了，我吃不下了。”这是他第一次说出“开心”这个词。成绩公布那晚，他视频给我，镜头晃动得厉害，几乎让我目眩。他把成绩显示在屏幕上——语文124，数学141，英语130，物理综合240，总计635分。二婶凑过去看了好几遍，抬手捂住了嘴。他小声问：“哥，我能报医学院吗？”我打趣道：“你天天去医院，怎还想当医生？”他说：“正因为天天去医院，我才想明白医生的思维。”次日去咨询，老师提醒就读医学院很累，他坐得笔挺：“我知道累，不过我想学医，因为我理解病人最害怕的事情。”他希望能用自己的专业去理解和帮助他们。老师的语气 softened：“那就选择一个稳妥的方案。”最终，他把广州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写在了志愿单上，他旁边还画了个小圈。二婶问：“这是你最想去的地方吗？”他点头：“是的。”填志愿那晚，他烧到38度8，呕吐两次。二叔想背他去医院，他坐在床边握着志愿表：“爸，等先把确认流程完成。”二叔心急如焚，他却说：“我怕进了医院，意识不清。”最后，电脑被搬到床头，他一手捂着肚子，一手握着鼠标，二婶在旁边低声念着学校名称，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。他说：“妈，别哭，您一哭我看不了。”填到第一志愿时，他紧盯着“临床医学”看了好久。二叔提议：“要不换一个轻松的？”他摇头：“爸，我知道我未必能撑到毕业，但我想尝试。人活一辈子，总该有个理想的去处。”当最终确认到那一刻，房间内只有老旧风扇的吱呀声。他倚靠在枕头上，闭上眼睛：“好了。”第二天下午，情况却急转直下，转到市医院，救护车上他语句断断续续：“妈，随身带了吗？成绩单、志愿表，还有胰岛素……”二婶泪流满面地说全带了，他则安慰道：“别哭，会影响司机。”——司机眼圈立刻红了。急诊医生表示是酮症酸中毒，感染严重，肾脏也出现问题。二叔在签字时手都抖得写不清字，是二婶握住他的手才完成的。我赶到医院时已经是十一点多，二婶坐在椅子上，怀抱着他那只破旧的黑书包，拉链头都磨损了。她抬眼看见我，眼神那一瞬间我到现在都记得——仿佛已经哭得精疲力竭，却又似乎还未来得及哭出声。她指向抢救室：“他在里面。”我蹲下想帮她拉上书包，但她按住我的手：“别动，他等会儿要看。”十一点四十七分，医生慢慢走出，摘下口罩，动作如同时间静止。“家属，我们尽力了。”二婶站起，书包滑落，血糖仪摔得开了盖，试纸四散而落。她没有去捡，而是问：“还需要签字吗？我来签。”医生低声说：“孩子已经没了。”二叔愣在那儿，失去了所有的力气，嘴巴微微张开，无法发出声音。二婶缓缓蹲下，捡起地上的东西——当她捡到那张志愿表时，手指轻轻触碰着小圆圈，生怕不小心触碰到。接着，她将那纸贴在胸口，终于泪流满面道：“远仔，妈带来了……你想要的东西，妈都带来了！”此刻，走廊里的空气仿佛凝固，旁边一位怀抱婴儿的女性转过身来，擦拭着泪水。凌晨一点，我们最终走进了抢救室。